“兒子兩歲開始上托育班,4000元的托育費相當于我1個月的收入,但爲了能重回職場,也隻能‘肉疼’了”。8月29日,山東省青島市西海岸新區的女職工王瑩對記者說。随着國家放開二孩、三孩生育政策,“生了孩子誰來帶”成爲困擾許多适育家庭的現實難題,尤其在雙職工家庭,“帶娃難”問題尤爲突出。(《工人日報》9月5日)
0到3歲職工子女托育難,已成爲年輕父母尤其是雙職工家庭的頭等大事,甚至已經成爲阻礙他們繼續生育二孩甚至三孩的攔路虎。筆者對此有親身體會,這不僅是一個一歲半孩子父親的切身體驗,更有官方回應佐證,不久前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、一級巡視員郝福慶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就表示,“國内調查顯示,嬰幼兒無人照料是阻礙生育的首要因素”。
當下的托育服務,主要存在兩個比較大的難題,一是市場化托育機構費用偏高,二是普惠托育機構供給不足。
一些市場化的托育機構,雖然很受家長青睐,但這些機構的一個“通病”就是貴,不同城市價格不同,但基本都能與一名家庭成員的工資标準持平,相當于父母中有一方在全職爲孩子的托育“打工”。而且市場化托育機構,爲了實現規模化辦班,地址往往會選擇在能覆蓋較大區域的商業中心,而很少在小區或小區周邊辦班,這也給家長接送造成了困擾。普惠性托育機構價格确實親民,但供給嚴重不足,除了一些機關幼兒園有類似托育服務外,一般居民區附近很難找到普惠性托育機構。
對于托育服務,市場有需求,政策有鼓勵,按理應該出現蓬勃發展的态勢,可市場反響卻不甚強烈。一方面是因爲很多優惠政策還停留于文件層面,沒有真正落實落地,企業尚未感受到穩定發展預期和政策紅利,因而參與熱情不高;另一方面,“用人單位辦托育機構”等模式,也由于擔心與建設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不符、增加經營負擔、承擔安全責任,并未得到太多響應。
對于物美價廉、離家近的托育服務,年輕父母可謂望穿秋水,各類政策也是大力鼓勵發展,可在落實落地中卻行動遲緩。家長或許可以千方百計熬過帶孩子最難的階段,但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他們不再生育二孩、三孩。高質量普惠性托育服務推廣遲一段時間,就會造成一批有生育意願的父母錯過生育期,而這是事後做再多工作都無法挽回的損失。因而,在解決托育難問題上,相關職能部門必須要有隻争朝夕、時不我待的緊迫感。
數據顯示,截至2021年,全國幼兒園數量達到29.5萬所,而我國托育相關企業僅爲7.6萬個。二者之間存在的巨大數量差距是托育服務嚴重不足的反映,但其實也是托育服務快速鋪開普及的重要契機。
幼兒園在增設托育服務上有着天然優勢,長期與孩子打交道、點多面廣、靠近居民區,在此前基礎上增加托育服務難度小、見效快。因而,教育、民政等部門理應重點發掘現有幼兒園的優勢,通過資金補貼、稅收優惠、租金減免、技術支持指導等方式,鼓勵幼兒園大力開辦托育服務,以最小的代價、最快的速度打掉托育難這隻生育路上的最大攔路虎,讓“生了孩子有人帶”成爲年輕父母想生、願生、敢生的最大底氣。
(來源:中國青年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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